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卿希泰教授

发布时间:2012.04.26 资料来源:中国丹道网,华语最大的内丹门户网站! 点击:3636
 
 
卿希泰教授     图片来源:四川大学


艰苦创业,铸就辉煌——专访道教学泰斗卿希泰教授

作者:香港道教学院行政主任 李永明

来源: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 2004-08-12 08:49:51
编者按:卿希泰先生是著名的道教研究专家,出生于1928年,四川省三台县人。其所创办的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乃是当今道教研究的重镇,曾于1983年率先在中国大陆高等院校中招收宗教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并于1990年成为国内高等院校的首个宗教学专业博士学位授权点,1999年成为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1年成为全国唯一的国家级「宗教学重点学科」,2003年成为全国宗教学专业的「哲学博士后流动站」,现名列全国各高校「宗教学」学科排名的第一位。自1980年成立以来,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已出版学术著作10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1000余篇,并己招收宗教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21届共100余名、博士研究生13届共120余名(其中包括来自港、澳、台的学生多名),还先后接收了来自日本、法国、德国、美国、意大利、加拿大、韩国、瑞典等国的留学生、高级进修生和访问学者数十名。2003年12月,《弘道》编辑部借卿希泰先生赴香港出席「全真道研究中心」成立典礼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之机,专门对其进行了一次独家采访,以下文字系根据当时的采访录音整理而成。
问:卿先生,您好!我们知道您原来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但现在却成了道教研究界的泰斗。可以向我们谈谈您是怎样走上道教研究这条道路的吗?

答:「泰斗」的称谓,我可不敢当。我之所以从原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走上研究道教文化这条道路,是由于我在学术研究上经历了一段坎坷。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前期,我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生毕业回到川大之后,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但写了东西却遇到出版困难。经过一段波折,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的前期,我便转向思想方法论和明清之际启蒙思想的探讨,前者以阐发「两点论」为中心,后者以研究唐甄思想为重点,均写过一些文章。但不久,即受到极左思潮的严重干扰,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中使我吃尽苦头,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打击。从这段波折中所得到的教训就更为深刻了,不得不令人反省。「文革」的中后期,我还处在「牛棚」中,一边劳动一边偷闲阅读了一些马列主义和中国哲学史方面的书籍,对我过去的研究工作进行了检讨,对今后应走的路子也进行了思考。这时候,我对于孤立地单纯探讨思想方法论和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都不感兴趣了,逐步地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如何正确地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规律上来。我感到,就中国传统文化来说,儒、道、释是三大支柱,但我们过去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基本上只局限于儒家,而对道释两家,特别是对道教思想的研究非常不够,以至于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认识往往带有片面性或宗派性——即以儒家的思想为正统而把其他不同的学说视为异端邪说,不能全面地了解中国传统哲学及其发展规律;这样,不仅对于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和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不利,而且对于培养我们的辩证思维方法、全面地看待人和事也是非常不利的。因为哲学史是训练人们思维方式的重要学科,如果我们用这种带有主观片面性或宗派性的哲学史去教人,怎么能避免人们看问题不带主观片面性或宗派性呢?甚而至于还会造成形而上学的猖獗,害己也害人。我们过去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曾遇到过一些麻烦和挫折,这不能不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就是促使我回过头来研究道教文化的道理。

问:您走上道教文化研究的道路,除了您坎坷的学术经历以外,是否也与您的民族感情和四川的宗教氛围有关系呢?

答:是的,你提的问题非常好。说起民族感情,还得从我很小时候的情况谈起。在我读初中的时候,正是抗日烽火燃遍了祖国神洲大地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大多是从东北和华北流亡入川的知识份子,他们无论是在课堂上或者是课堂下,都常常流露出一种国破家亡的痛苦,说到伤心处,常常当着我们的面痛哭流涕。后来在成都上高中期间,经常有日本飞机在晚间来侵袭,我们常常要在深更半夜抱起被盖卷跑到附近田野去躲避空袭。这种状况,在我们的心灵深处便种下了将来一定要努力改变我们中华民族这种屈辱地位的强烈愿望。当我们接触道教的时候,我也很快就敏感到这里有一种奇怪的现象,这就是道教本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宗教,可是长期以来,人们却把它视为研究的「禁区」,敢于研究的人不多,成果也很少;而在国外却不是这样,研究的人很多,成果也不少。如此强烈的反差,以至于1968年9月在意大利佩鲁贾召开的第一次国际道教学术会议和1972年9月在日本长野县蓼科召开的第二次国际道教学术会议的众多代表中,竟没有一个来自道教故乡的中国学者,甚至在国际上还流传着一种「道教发源在中国,研究中心在西方」的言论。这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与我们国家的国际学术地位也是很不相称的。所以,任继愈先生1983年4月在福州召开的落实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的大会上,谈到为甚么要把《中国道教史》列入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时曾慷慨激昂地说:「道教本来是我国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可是,长期以来,是由我们国家提供材料,让外国人去出成果,这是国家的耻辱,民族的耻辱,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我们一定要痛下决心,编写出自己的道教史来,为国家争光,为民族争光。」我们认为,任先生的这番话,确实代表了我们大家的心声,我们当时正是抱着「为国家争光,为民族争光」的思想来从事道教研究的。再者,四川也是当年张陵在这里创教的地方,至今仍然保存着非常丰富的道教文化遗迹。四川大学的刘鉴泉教授和蒙文通教授,又是当代在道教研究方面卓有成就的著名学者。这些都为我转向道教文化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当我开始进行道教文化研究的时候,川大老一辈的学者,如历史系的徐中舒先生、缪钺先生、赵卫邦先生,哲学系的邱昆先生等,都给了我许多的鼓励和支持。所有这一切,都是促使我毅然绝然地走上道教研究道路的重要原因。

问:卿先生,我们听说,川大宗教所创建初期的条件并不太好,但却在您的领导下取得了今日的辉煌。可以向我们谈谈川大宗教所当初是怎样艰苦奋斗的吗?

答:是的,川大宗教所在创建初期的时候,工作条件是十分艰苦的。那时候,我们没有一间自己的办公用房,开会讨论问题的时候,要临时四处去借地方;当时在川大图书馆里,也没有一部完整的《道藏》,查阅资料须经常要跑到省图书馆和四川师大图书馆去;经费也非常短缺,不少同志主动积极地将自己的稿费和奖金捐赠给所里以解决燃眉之急;当时从四方八面抽调来的研究人员,都是一批「半路出家」的「自愿军」,业务尚不十分熟悉。面对重重困难,我们大家却团结一心、奋勇前进。1980年,我们所刚一建立,便立即投入了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道教分支学科的战斗任务。紧接着,1983年又承担了《中国道教史》四卷本的编写。当国家重点科研任务的担子一个接一个地压到我们肩上的时候,我们便采取战场练兵、边干边学的办法,运用老中青三结合和以老带青的方式,妥善地把完成科研任务与师资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紧密地结合起来。任务一来,即根据大家各自的特长和兴趣选派相应的人来分头承担;在工作中,提倡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做到集体讨论、集思广益、分工不分家;在业务上,要求勤学苦炼、严谨扎实、一步一个脚印。我们这支队伍,虽然都是「半路出家」,但彼此却是志同道合,大家都是为了弘扬道教文化这个共同目标和出色完成国家科研项目的任务而自觉自愿地聚集在一起的,因而不管任务如何艰巨,个个都能齐心协力、勇挑重担,并且也都能埋头苦干、顽强拚搏,从而在紧张的工作中形成了一个生动活泼、团结一致的战斗集体。有了这样一个战斗集体,便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突破一道又一道的难关,终于既锻炼出了一支业务精良的学术队伍,又创造出了一批高质量、高水平的优秀科研成果,达到了科研成果和人才成果双丰收的目的。

问:您们在建所过程中,除了您刚才介绍的一手抓科研任务、一手抓人才培养,并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这样一条重要的经验之外,还有其他甚么可以补充的吗?

答:我们在建所过程中,除了上面所说的自始至终都紧紧抓住科研任务和人才培养这二者不放、并使二者紧密结合起来这一点而外,还从建所开始,即同时注意到了一手抓图书资料建设、一手抓学术刊物的创办。因为图书资料对于开展研究工作的重要性,犹如粮草弹药对于一个作战部队一样。没有充足的粮草弹药,再好的作战部队也是无法打好仗的。同样,没有足够的图书资料,研究工作也就无法开展。所以,我们在研究所刚一建立的时候,即派出专人赶赴重庆等地的各大图书馆去收集和复印了大批有关的图书资料,并千方百计地筹集资金,陆续购买了许多大部头图书,其中,除购买了《道藏》、《道藏辑要》、《藏外道书》、《中华大藏经》等道教、佛教的许多专业图书之外,其他如《二十四史》、《资治通鉴》、《明实录》、《清实录》等等各种相关的图书资料,也都先后采购齐备了,这就基本满足了开展研究工作的需要。再者,我们认为,学术刊物乃是培养人才的重要园地。因此,建所不久,我们即报请有关领导部门批准,创办了以刊登道教研究文章为主的《宗教学研究》杂志,这个杂志的水平一直伴随着我们研究所的研究工作的向前发展而不断地提高,现已成为全国的中文核心期刊,在国内外学术界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它不仅对于人才培养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还对提高我们研究所在全国的学术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问:您可以向我们谈谈川大宗教所现在的情况吗?

答:川大宗教所现在设有中国道教、中国佛教、宗教学理论与当代宗教、中国少数民族宗教、基督教等五个专业研究方向,共有研究人员18人,其中教授11人(有五名博士研究生导师)、副教授4人、讲师3人,内有博士14人。在科研方面,建所以来,全所相继承担了国家级、部省级重点科研项目和国际资助重大科研课题共30多项,累计科研经费300万元左右。现已出版学术著作百余部,发表学术论文1000余篇,其中有多项科研成果获国家级和部省级以及四川大学的优秀科研奖。在人才培养方面,从1983年起,率先在全国高校中第一个招收宗教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1990年又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成为全国高校中第一个宗教学博士学位授权点。迄今为止,己招收宗教学的硕士研究生21届共100余名、博士研究生13届共120余名,其中均包括来自港、澳、台的学生多名。除此之外,还先后有来自日本、法国、德国、美国、意大利、加拿大、韩国、瑞典等国的留学生、高级进修生和访问学者数十名,其中有著名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1999年,经国家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1年又被批准为全国唯一的宗教学的国家级重点学科,2003年又被批准为全国宗教学专业的哲学博士后流动站,在全国宗教学学科排序中名列第一。所以,从学术地位来说,现在的川大宗教所算是已经达到最高的地步了。但是,人必须有自知之明,有了这些荣誉,并不是说我们的一切都很好了,可以高枕无忧地睡大觉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和一些兄弟单位相比,还有很多不足之处,我们自身的弱点还多,必须努力学习兄弟单位的长处,努力克服自身还存在的弱点,谦虚谨慎,继续发扬团结拚搏的精神,才能更好地继续前进。

问:您作为学术界的代表,您认为在弘扬道教文化方面,学术界和道教界之间应如何合作?

答:弘扬道教文化,这是道教界和学术界的共同任务,但由于双方各自的思想信仰、环境教育和生活体验并不完全一样,弘扬道教文化也会各有所长,所起的作用也会各不一样,因此,在弘扬道教文化当中,便应发挥各自的特长,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和相互支持,团结合作,互相交流、互相学习,只有这样,才能把弘扬道教文化的共同任务搞好,并进而提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国际地位和社会影响。

问:您多年来研究中国道教,您能否以一句话(只能一句话)来说明道教文化的价值吗?

答:如果要我用一句话而且只能以一句话来说明道教文化的价值的话,那我就只好借用鲁迅曾经说过的这句话,即:「中国根柢全在道教。」这句话的本身,讲的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并不包含对道教的褒或贬。可是,有人却要把道教和鲁迅说的「食人民族」联系在一起。其实,鲁迅先生所讲的「食人民族」,是指儒家所说的仁义之道那套封建礼教而言的,这在他的《狂人日记》中表达得很清楚,鲁迅先生自己对此也有明确的说明。而且最早明确指出按照儒家仁义之道那套封建礼教办事,必然会导至「人与人相食」的,还不是鲁迅,而是庄子。庄子在《徐无鬼》和《庚桑楚》中都讲了这个问题。老子在《道德经》中对儒家的封建礼教也有类似的非常尖锐的批判。总不能把庄子指责儒家封建礼教导致「人与人相食」的这类话,反过来转嫁到道家道教的头上来吧?

问:最后,请您谈谈对今后道教研究的展望?

答:对于道教研究的未来,只能提出一个大致的方向。我认为,我国的道教研究今后所应努力的目标,主要是在当前现有的基础之上,继续向纵深的方向发展。这里提几个主要的方向作为参考。
一是开展交叉学科的研究,以拓宽道教文化研究的范围。当前已经起步的道教哲学、道教文学、道教伦理、道教养生、道教科技、道教音乐、道教艺术、道教美学、道教语言、道教考古、道教与少数民族关系等方面的研究,还需要继续深入下去,争取能有一些更系统更高水平的成果出来。与此同时、道教与政治、道教与儒释、道教与民俗等方面的研究也亟待开展,并争取创造出高水准的成果。道教与其他宗教的比较研究,也应当提上日程,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这对于弘扬道教文化也是非常必要的。
二是展开地方道教史的研究。目前仅有《武当道教史略》、《长安、终南山道教史略》、《香港与澳门之道教》、《台湾道教源流》等个别著作问世,尚待有计划地系统地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才能推动道教史的研究上新台阶。
三是开展道派史的研究。这方面目前也仅有《天师道史略》、《楼观道源流考》、《净明道研究》等个别著作问世,对许多重要道派,都还缺乏系统而完整的研究成果。已着手研究的,也还有待于更加深入和提高。这次香港青松观全真道研究中心的成立,是一件具有非常重大意义的事情,相信一定会推动对全真道这个十分重要的道派全面而系统的深入研究。
四是开展道教典籍的整理和研究(包括注释、标点、译为白话)。这项研究得到国内一些出版社的重视,也出版了一些对道教典籍的注释和翻译书籍,但其进展很慢,赶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所以,这项研究还需要加大力度。
五是开展道教教理教义的研究。这方面,目前仅有一些著作和文章涉及到这个问题,但还需要有人专门从宗教学的角度对此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这种研究一方面是为了总结过去,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面向未来。所以它不仅对于纠正长期以来学术界的某些人认为道教没有自己系统的教理教义这种学术偏见是必要的,而且对于引导道教如何适应当今的社会发展潮流,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六是有计划有系统地翻译出版国外有关道教研究的优秀成果。这虽然是一种带有资料性的基础工作,但却是开展道教研究的一项十分重要而不可或缺的方面。这些年来,虽然有人作过一些工作,但远远赶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不抓紧做好这项工作,对我们的道教文化研究工作的深入展开是不利的。
另一方面,有计划有系统地将我国有关道教研究的一些重要成果翻译成外文介绍出版,这对中外学者相互进行术交流,相互学习,共同提高道教文化研究水平,也是非常必要的。目前,只有美国余检身(David,C.Tu)教授翻译了我所主编的《中国道教史》第一卷,于2000年在美国大学出版社出版。尽管它在封面上和版权页上都没有写原作者的名字,从保护知识产权的角度来说,这种做法是不恰当的,但毕竟是一个好的开头。我们希望还有更多的人来从事这项工作,以利于中外学者开展双向的学术交流,共同一道来弘扬道教文化。
以上回答,如有不妥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本文转载自香港道教学院主办之《弘道》200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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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重德保本/儒家重仁可行
道家重德保本/儒家重仁可行 于 2012-5-29 22:01:42,点评了:卿希泰教授
评论内容:向卿希泰教授致敬!多谢他发掘和发展中国的传统文化——道教。并培养出大量人才和成果。 但亦相信道家和儒家的宗旨是一样的,只是其面对的群体而取用的教育方法和表现形式不同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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